“中国制造2025”之现代工匠精神培育

“中国制造2025”与“工匠精神”的提出,是中国为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吹响的号角。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在思想上重筑古代工匠精神,对唤醒、倡导、强化中国现代工匠精神尤为重要。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制造”曾取得辉煌的成就。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到,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曾保持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当时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在清代以前,中国以无与伦比的技术和众多发明创造著称于世,且不论在建筑、农业和医疗等方面的辉煌,诸如原始青瓷,商代方鼎,春秋战国脱蜡铸造器皿、髹漆工艺漆器,秦砖汉瓦,汉代造纸、彩绘帛画,唐代赵州桥、长信宫灯,宋代活字印刷,明式家具等举世无双的手工业技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制造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等商贸活动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中统计,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要树立中国制造的自信,必须让中国古代“工匠精神”之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重新点燃现代工匠精神。

其一,建构现代工匠精神的价值取向,回归真善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不良观念不同程度阻碍了“中国制造”由量变向质变提升的道路。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发扬中国古代工匠所追求的善美境界。善美境界是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在物质生产、科技文明相对不发达时期出现的美为善所统摄的文明状态。从《礼记·礼运》所记载的“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到“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 ,从简单的器物制作到制陶、纺织、舟车制作等原始手工业,无不体现了原始人类真、善、美朴素的统一与进化。氏族社会如“陶氏”、“绳工索氏”、“神农氏”、“釜工氏”、“巫氏”、“屠氏”等,深刻体现出部落命运与技艺的紧密联系。“德为先,重教化”的中华文化精神之魂也深刻影响着夏商周出现的“百工”, 史学家范文澜列举的受祀之神皆品德高尚、功勋卓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道德”二字正是其精神之所在,而“善”则囊括了“道德”的内涵。因此,我国古代工匠的生产实践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最高的艺术作品也必须以“至善”为前提,即所谓“尽善尽美”。

其二,现代工匠应体现“通艺通道”、“德艺兼求”之境界追求。庄子“技进乎道”到魏源“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反映出古代工匠“通艺通道”之境界要求,彰显由“艺”至“道”的通达。技艺虽可使匠人立足生存,但传统中国匠人并未局限于单纯的技艺,在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背景之下,视技艺为谋生手段的狭隘观念被突破。如朱子所言:“器者,各适其用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古代工匠在追求“通艺通道”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德艺兼求”之旨趣,中国历来用德才兼备来察人、用人,《尚书·立政》记载,识人应“忱恂于九德之行”,古代工匠自然也倡导“德艺周厚”、“德艺并察”。时至今日,“中国制造2025”所需要的也正是“德艺兼备”的现代工匠。

其三,现代工匠应具备“守拙维新”、“强勉而行”的职业精神。中国传统儒学提倡“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是在新旧观点和事物之间架起桥梁,是“守旧”与“创新”的辩证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拙”与“巧”也体现出对立与统一,“谨守拙,慎交友”、“崇俭养廉,守拙全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藏智而近拙,藏巧而近朴”,等等,无不体现出“守拙”与“出巧”辩证关系,“拙”绝不是不知变通的死板,而是对本心的坚守,对做事的执着。在《诗经》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言,只有“琢磨”之“拙”,才有工艺之“精细”,“拙能生巧,拙极巧来”。中国古代工匠正是因为“守拙”,才发明辈出,诚如春秋战国鲁班发明了木工工具,魏朝马钧发明指南车、改造织绫机和水车,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沈括的指南针等诸代不绝。然而“守拙”不易,“维新”亦难,需要工匠具备“强勉而行”的职业精神。中国古代墨子特别注重职业道德行为的锻炼,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雄而不修者,必惰”,要求弟子躬行实践,反映出“自苦为极”的献身精神。同时,墨子主张“述而又作”的创造精神,在《墨子·耕柱》中写到“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认为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东西,又要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且越多越好,这种主动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意识也正是古代工匠的职业精神。

其四,现代工匠应培养“兴利除害”的家国情怀。在手工业时代,掌握一种技艺故然可以使普通工匠获得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但才华卓绝的工匠往往担负着家族、部落甚至国家的利益,这是道德境界的升华,也正是墨家所倡导的“兴利除害”之精神。墨子提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其目的是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有实用技艺的“兼士”,体现“为万民兴利除害”的家国情怀。古代众多能工巧匠心系民生、胸怀天下,诸如春秋鲁班用众多发明创造有力地促进了工程技术发展,战国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东汉毕岚发明翻车解决了农业灌溉难题,元代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而“衣被天下”,等等,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先进技术为民谋利,促进了国家社会发展。《隋书·艺术列传序》中提到“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也是普通工匠所倡导的“仁”、“爱”之心,而“挟技居奇”、“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的所谓方技之人已为人所不齿,这种因私而式微者被斥为“技之下者”。中国现代工匠也正需要“兴利除害”、“利国利民”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技艺融入到国家的大发展之中。

我们应该挖掘自身传统工匠文化中“通艺通道”、“德艺兼求”、“守拙维新”、“强勉而行”的精神,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工匠精神与文化。“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现代工匠们只争朝夕,而且也应该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需要“体知躬行”的学习、“持之以恒”的实践,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唯有如此,中国制造才能重回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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