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维克东南亚区域总经理接班人李贻善谈中国生活

    第一次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时，李贻善想象着这座城市的人都是身穿绿色军装、肩挎印有红五星的布包。作为全球刀具业老大的山特维克公司在东南亚区域总经理位置的接班人，他来中国的目的原本是做满三年后回去接班。然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让他在这里一气儿工作了11年。作为外资企业的领导者，他见证了中国市场的崛起和中国式管理的变化。

第一次飞往北京

心里装着太多问号

“我还以为中国人都穿着绿军装”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然而，世界远没有了解这个已经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怎样生活。在地球另一端，不少人认为中国人还梳着辫子；就是在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很多人也还想象着中国人身穿绿色军装、肩挎印有红五星的布包……

    就在这段时期，一些有眼光的跨国企业最先注意到了刚刚苏醒的中国市场，这里正潜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1985年就进入中国的山特维克可乐满公司嗅到了这个时机。这家瑞典名企——全球第一的切削刀具和技术供应商此时向中国办事处派来了一位改写企业局面的人物。

    1997年11月，进入隆冬的北京似乎比往年冷得都要早。街上的杨树被呼啸的北风吹掉了叶子，光秃的枝杈像消瘦的手指一样不断摇晃。山特维克可乐满在中国未来的一把手李贻善就是这样的季节来到了北京。

    “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对的时间，冬天的古都很萧瑟，我没有见过，上飞机之前，我眼前的树叶还是一片片的绿色。”李贻善对第一次来北京的印象记忆犹新。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马来西亚的他四季都过夏天。

    这一次来北京考察的李贻善将决定自己是否上任山特维克可乐满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职位。

    那一天，他走出机场坐上了公司办事处派来的车，直奔订好的丽都饭店。一路上，李贻善默默不语，望着车窗外灰色调的马路，干枯的树枝，心里很是落寞。总经理的新职位没有给他注入更多新鲜感和兴奋感。妻子和家人的劝说声还萦绕在耳畔。离家万里，双亲牵挂，一同来北京的妻子将放弃已有的生活和朋友，一双女儿也将面对新的环境。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

    “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潜力？一家人能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为什么公司选的是我而不选别人？为什么是来中国……”一连串的问题围绕着他。

    1997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像台风一般席卷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那时的中国却独善其身。“尝试触碰新的市场”是山特维克决策层的一条新思路。

    李贻善是马来西亚人，集团决策层认为，他拥有华人的教育背景、语言和同样文化氛围下的做生意方式，最适合开拓中国新市场。

    来北京考察市场后，李贻善决定接受挑战，接受任职。

上任伊始

生活上遭遇诸多不便

“太太和女儿比我更快地喜欢上北京的生活”

    1998年3月1日，李贻善正式上任。

    初来乍到，生活改变带来的麻烦并不比触碰新市场让人省心。

   上世纪末的中国经济与20多年前相比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对李贻善来说，生活还是有很多不适应：为小女儿买的进口奶粉比在马来西亚贵上两三倍；想买的东西，周围的商场多半没有，但他和太太又不大愿意什么都到燕莎友谊商城去购买进口商品，“那样会感觉没有融入现有的生活，与人格格不入”。

    小麻烦更是接踵而来。5月份，李贻善5岁的大女儿生日到了，他与太太却找不到蛋糕店，跑了很多地方后终于在饭店订了个小小的蛋糕，花了200多元钱。这些细节让太太和女儿多少有些焦虑，没想到，后来哪怕在北京郊区都能随处可见诱人的蛋糕店。

    一段时间后，太太和两个女儿比他更快地适应并喜欢上北京的生活。

    身在北京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里，她们每个季节都有理由不停地换衣服，感觉非常新鲜。这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理由的。生活上的小插曲，令家人对新生活产生了更多兴趣。

    李贻善也开始喜欢起北京来，不是因为可以四季换衣服，而是因为文化。

    “北京这座城市，有很多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虽然当时在繁华程度上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还有一段距离，但很多传统的东西被保留着，到处都有风景可以欣赏。”李贻善说。

三年之约如期兑现

中国市场首超印度

“之前公司总部认为这是场艰难的战役”

    山特维克可乐满早在1985年就进入了中国，但中国市场的业务量却一直排在东南亚市场之后。印度市场的年销售额是中国的两倍。当时公司认为印度可能成为亚洲新的大市场，印度分公司是直接向可乐满总部汇报，而中国仅有几个办事处，每年只向山特维克专门负责新兴市场的组织汇报业务。在山特维克可乐满全球布局中，中国市场排第18位。

    刚接任中国区总经理时，李贻善私下与当时在华的技术总监说：“我要用三年时间将中国市场业务量超过印度，使中国成为公司在亚洲的第二大市场。”技术总监笑答：“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客户可不那么好沟通。”当时公司在亚洲的市场状况是：日本第一、印度第二、东南亚第三、中国第四。公司总部的管理层一致认为，这是场艰难的战役。

    2001年，李贻善带领的山特维克大中华区业务量超过了印度，成为公司在亚洲的第二大市场，排在日本之后，印度、东南亚之前。他的三年之约如期兑现。

    当然，尽管踌躇满志，李贻善当时还是没有想到，8年后的2009年，山特维克可乐满大中华区的销售额在全球中的排名飞跃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适应中国商业文化

学会了跟客户和官员打交道

“官员从最初的‘推销员’变成了‘调解员’”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私营经济还没有得到最充分的释放，国有企业是山特维克可乐满在中国最主要的客户。很多时候，国企客户待人十分客气，也不会当面拒绝人，但对多数外资来说，做业务要琢磨很久，需要不停地开会，是件影响效率的事情。在李贻善看来，在中国市场与客户交往，最麻烦的事情就在于猜测他们真实的心思。

    刚来的时候，公司遇到一笔大订单的争夺便是与国有企业客户的谈判，竞争对手是另外一家跨国企业。两家公司的产品实力相当，但对手先期介入谈判。李贻善发现，自己团队的加入令中国客户非常为难，尽管无法把握客户的真实想法，但他知道，争执下去，谁都不好过。于是，他选择了放弃，退出竞争。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这家国企的二期订单给了李贻善。这让他感觉到，中国的商业文化很在意企业为客户着想的态度。

    让李贻善感触更深刻的是，在华11年间，中国地方官员的角色发生了很大转换。

    外资企业能够在华发展，首先是享受到了优惠政策的支持。最初，在很多外资企业眼中，中国的地方官员更像是一个个精力充沛的“推销员”，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让外资企业了解政策优惠，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企业安排建设厂房所用的土地。“难道政府招商也是有提成的吗？”这句玩笑成为当时很多在华设厂的“老外”心存的疑问。

    山特维克可乐满在河北廊坊有个生产基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驻。随着廊坊的发展，进入这里的外资企业也多了起来。有一段时期，后进入的外资企业之间掀起抢夺技术人才的风波，更早进入市场的外企技术工人最吃香，成为“挖人”风波的重灾区。眼看风波愈演愈烈，整个行业的运行受到干扰。于是，当地政府部门找到挖脚公司和受害公司，把大家叫到一起谈心，讲道理，劝和气。最后各家公司达成协议，不再搞这种挖脚竞争。

    这一事件后，外资企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渐渐地从“推销员”变成“调解员”了。

    在李贻善看来，中国的政府部门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他们初来中国时，只顾招商引资的官员们对环保表现出令外资企业不解的淡漠，不过，这些年，中国官员除了服务意识在增强，环保意识也在渐渐凸显。

任期已满

决定继续留在中国

“很高兴中国员工不再把工作当做任务来做”

    2001年，李贻善的三年任期已满，按照之前的约定，圆满完成任务的他将回东南亚担任区域总经理。

    临近任命下达，正在瑞典总部开会的李贻善接到了东南亚老板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公司总部希望他继续留在中国的建议。此时，中国制造业的能量正在囤积，爆发的时期已经接近。对于上司的建议，李贻善有所预料，但还是为此犹豫不决：是功成圆满携带妻儿与故乡的亲人团聚，还是继续开拓这个蓄势待发的市场？

    经过与家人商议后，李贻善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他回忆起当时与家人聊天的内容：“如果你有小孩，你很容易在北京交到朋友，因为能接触到其他小孩的家长；你还可以养一条狗，只要牵着它在小区里遛弯就能结识不少邻居。”由于一心扑在中国市场的开拓上，李贻善在北京的朋友不算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北京。

    既然决定留在北京，李贻善开始着手培养员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中国人非常好学，中国员工的技术能力成长非常迅速。“可能是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中国人对变化的适应力非常强，非常主动地学习，非常主动地跟上变化。”李贻善很高兴地发现，中国员工的价值观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最初，很多中国员工对待工作更像是当做“任务”来做，在一个生产链条上，认认真真地致力于把自己手中的那部分工作做好，但考虑不到上一环节的产品特性，也想不到自己操作环节上的革新可能对下一环节产生怎样的改善。

    逐渐地，在文化碰撞和效率觉醒的变革中，新一代中国员工开始将工作看做自己的事情来干，不仅注重本职工作，更看重整个生产链条的结果。他们的改变，或许就是中国更务实、更讲实效的一个缩影吧。

经历“非典”和奥运

深刻感悟“中国式管理”

“我真的很佩服中国”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很多外国人对当时的北京非常担心。李贻善和公司里的“老外”员工，没有一个人离开中国。在目睹了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效率后，李贻善说：“我真的很佩服中国，当时的做法，被证明是最有效、最正确的做法。”

    李贻善由此感悟到企业管理方面的真谛：“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一样，关键的时刻一定要站出来做个决定，让纷争的事情戛然而止。”他将此称之为“中国式管理”。

    2008年，北京召开奥运会，李贻善很开心地在“鸟巢”观看了开幕式演出。繁花似锦的北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氛围中。

    “奥运会是北京城市管理能力的大考，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感觉并不明显，但很多初来北京的外国人都说，原以为北京办奥运会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没想到不但没引起抱怨，百姓都为举办奥运会感到高兴。”

    谈及在北京的工作，李贻善说，“如果不是在中国，我这个职位不可能做这么久”，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多了，每两到三年，公司的发展就会上一个台阶。“在中国经历的一切让我很有成就感，但业绩的取得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公司每年以20%到30%的高速度成长。”李贻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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