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瘟疫。这两个“百年”交融在一起，使世界疫情前的存量问题和疫情之后的增量问题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导致的大变局叠加，个中风险陡然上升。当前世界经济可能由此将发生八方面重大的变化，而未来影响世界经济的变量主要表现为十方面。

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八大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会划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疫情是改变世界力量、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联系的一次突发性事件，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疫情前和疫情后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可能就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比如面临的公共卫生的风险陡然上升，现在全球2.4亿多人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接近500万人，而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将来不仅要和新冠疫情这样的病毒做斗争，还有未来看不见的病毒、公共卫生灾难、恶性传染病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生命健康的问题，将首先对当前继而未来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第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不稳定性陡然增加。去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3%，美国负增长3.5%，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正增长的经济体增长仅为正2.3%。今年年初，IMF、世界银行、 OECD等机构的预测都很乐观，而且对美国的预测是最乐观的，达到了6.5%的增幅，是五十年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但是一旦出现一些例如经济问题、疫情问题、阿富汗撤军问题等，经济增长马上就会应声下调。现在美联储预测是最悲观的，已把美国的经济增速调到5%以下。亚特兰大联储等于美国三季度预测甚至0.2%，所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也不稳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更不稳定。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美元升值贬值、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紧缩的影响。流动性泛滥时，它们是受害者，流动性紧缩时，它们是被收割者。所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会陡然增加。

第三，通胀风险和通缩风险会交替产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胀风险，但是这种通胀风险是流动性泛滥引起的。美联储已经发出明确信号，到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收缩，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PPI价格下降会向CPI还会传递，进而导致下一轮的通缩。所以通胀通缩会交替进行。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第四，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大。2021年全球债务《简要分析2021全球债务和美国经济动态》2021年IIF数据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新增24万亿美元，累计达到2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政府债务或将达到92万亿美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现在是负利率、低利率、零利率。全球国债负收益率继续增长，据去年统计，全球负收益率的国债总额已达19万亿美元。这19万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包括10年期、30年期、5年期在许多国家都是负利率，个别国家是零利率。负利率、零利率，低收益率和负收益率的长期国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给世界经济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前一些国家可以用发债透支未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在解决国际性的难题，利用超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不仅是指美国，也包括欧盟、日本、中国等。中国现在的债务虽然总体可控，尤其是政府债务在60%的警戒线以下，但是企业债、个人债、地方债也在上升，一些企业长期高负责运行，抗风险能力脆弱，所以金融风险、债务风险都是比较大的。第五，供应链断链的风险。供应链重组的风险和供应链再链接会交替进行。供应链断链有两重因素。一个是疫情导致的自然熔断，另一个是一些国家政客推动的人为阻断。拜登今年以来在白宫开了三次会，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进行供应链重构，我觉得有点异想天开。世界供应链并不是按价值观组成的，是跨国的市场需求关系，是需求和供给相互匹配的结果，是自然形成的长期互相匹配的过程，而不是靠政府力量形成的。

现在全球供应链的断链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美国政客推动重构供应链，有意遏制打压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力图重构以美国为主体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基础是要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仅增加值占GDP的10.8%，虽然它具有原始研发和高端产业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但是供应链的主体已经不在美国了，供应链东移是肯定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中，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当前一定占有最大的优势。但是我们缺乏高端顶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基础研究、原创研究和颠覆性、基础性、共性的技术。近期供应链混乱下美国港口积压了大量集装箱，甚至连圣诞节的商品供应都会出问题，但这还只是贸易再链接层面的问题。全球经济未来最大的链接是供应链的再链接。例如，中国产业配套能力这么强大，重构一个制造业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产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转移，但是这些进行转移的跨国公司包括一些中国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的是“1+N”战略，即制造业的主体部分留在中国，加工制造、工厂车间等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这或许是未来供应链改变的主要趋势，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六，金融风险与金融重构。在疫情前，因为美元美债的发行，在全球流通还比较畅通，世界的认可度还比较高，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直占62%以上，在结算货币中占40%以上。全球金融主要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和准国际货币的体系，结构性矛盾还不突出。据IMF的数据，2021年一季度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已经下降到59.6%，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结算货币占40.4%，最低降到38%，已低于欧元占比。原来国际大循环使美元美债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准国际货币，虽然已经没有实物支撑，没有和黄金挂钩，但是世界认可就是硬通货。然而现在美国的国际大循环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美元美债的霸权主义，使世界对美元望而生畏，对美债不敢恭维。现在拜登政府借债美国累计国债已经达到28.7万亿。经过美国财政部长几轮力争，美国国会同意将最后期限延长到2021年12月3日，债务上限是28.88万亿，到12月3日肯定会突破这个数字。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到2016年，美联储连续四次放水，总计金额达3.8万亿美元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也接连放水，这会一直放到美国国债超过40万亿。当然经国会批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放水借贷是现在美国绕不过去的坎。美国除了外循环、国际化的大循环出现问题，内循环其实也出现了问题。美国国债原来是靠美国的机构和居民购买，现在美国的居民购买率、机构购买率都在下降，60%以上新增国债由美联储回购，所以产生了真正的“内循环”。耶伦多次呼吁要放宽上限，采取政策，和中国合作，取消特朗普加征的高额关税等。这说明美元美债的信用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会有一些变革。人民币比重虽然上升比较缓慢，但是它的信用、地位、影响力在提升。欧元在国际结算货币中比重在一些时段已经超过美国。全球80个央行已经有20%以上的在试验数字货币，60%以上的在研究数字货币。所以，国际金融由于货币体系的调整和美元的升降起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第七，世界经济将会面临极端气候风险的挑战。极端气候会越来越多。最近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在2040年前，非洲高山山顶的雪全部都会融化。目前格陵兰岛的雪大面积融化；喜马拉雅山雪线下降；加拿大、美国遭遇高温天气；欧洲、南美洲、东南亚、南亚包括中国等都遭受了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极端气候下经济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本次的拉闸限电使三季度GDP从上半年平均12.71%下降到4.9%。这与煤炭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还有极端天气和汛情等其他因素影响。所以，极端气候对世界经济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第八，当前能源风险主要来自人为因素。能源本无风险，据国际能源署对未来的能源预测，到2040年，世界对能源的年均增长率是0.6%，不到1%，大大低于GDP的增长幅度。但是到现在出现了能源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天然气价格上涨接近十倍，石油、煤炭价格都大幅度上涨，因而导致煤荒、气荒、油荒、电荒。这种人为导致的能源危机和未来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交织，总趋势供大于求与能源过剩的情况将交替进行。本来在能源供求关系总趋势下，能源价格应该是平稳下行，保持在恒定的成本加利润的幅度。现在价格大幅度跌宕起落的问题背后，实际上就有美元的力量，还有能源生产国的力量。比如限产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扩大生产规模，价格就一定回落。疫情背景下，运力的价格飞涨，一旦经济阻滞，虽然进出口商品没变，但是价格一定会上涨。所以疫情前后，经济上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一些调整。二、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主要变量表现在十个方面

从世界变局来看，我认为主要会受十大变量的影响。

第一个变量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变量，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新中国70多年努力，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增长，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体人民脱离了贫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在走向强起来。通过此次疫情，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地位、作用、国家影响力在持续上升，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中国的自信心在不断上升。

第二个变量是美国趋向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矛盾复杂各类问题交织在一起。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就要走到下坡路，现在是衰落的拐点。我认为是衰落的开始，是始点，而不是拐点。美国仍将是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军事大国、第一技术大国，其原始创新能力还远在我们之上。即使中国在2030年左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彼时我们的人均GDP仍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现在美国仍然占据了尖端创新的高地，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变量，其经济上特别是货币政策美元的调整，科技政策上是否能把更多的科技成果与全世界共享，这对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三个变量是大国之间竞争与角力加剧。现在世界真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已经形成若干大三角关系，包括中美俄、中美欧、美欧俄等，还有若干个四角关系、菱形关系、弧形关系等等。大国的竞争博弈在加剧，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虽然美国重构盟友体系，但是其盟友绝不会像冷战时期绝对的选边站队，而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下不断进行新的排列组合，这增加了国际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也处在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最后30年的冲刺阶段。这既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也是迈向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阶段，能不能冲破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遏制、打压、围堵，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定力，特别是考验我们在战略上不犯错误的能力。中国只要稳步地向前，不犯颠覆性战略性错误，不出现把自己搞垮的事情，中国就是战无不胜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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