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医生是否愿意接受,人工智能(AI)已经强势闯入医疗界,比如,IBM“沃森”(认知计算平台)在某些疾病诊断领域的运用已显现出极大的优势。
面对滚滚而来的人工智能,有人开玩笑说:医生难道要失业了?这些所谓的“机器医生”正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医疗领域?它们是医生的帮手还是对手?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真实医疗?近日,一场由翼多信息咨询与约翰威立出版社联合发起的“医疗与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给医院管理专家、公立医院教授、医疗投资人等提供了讨论的平台。
“叫板”医生的人工智能
一家三甲医院的某间实验室里,从手术室取下的病人身体组织正等待病理医生制成蜡片,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有没有、是什么肿瘤细胞,这关系着病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这是病理科的日常。但目前让医疗界着急的现状是:病理医生告急,人手急缺导致医生处于高负荷工作。这状态并不理想,一旦出错,性命攸关。
好在,新技术来了!人工智能可以在一些领域直接代替医生解决许多问题。
“机器自我学习结合大数据处理技术,让人工智能在病理诊断、放射影像诊断等方面拥有了可以‘叫板’医生的能力。”这场论坛伊始,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陆舜教授抛出了“人工智能代替医生”这个热话题。
有人用“横扫”来形容人工智能对医学界的进军。近日,谷歌的科学家开发出一款用来诊断乳腺癌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把乳腺癌的切片图像分割成数十万个像素小区域,每个区域可能含有数个肿瘤细胞。随后,他们提供了许多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病理切片,供人工智能学习并掌握区分肿瘤组织与健康组织的像素级技巧。科学家请来病理学家与人工智能比赛“读片”的结果是:病理学家的诊断准确率为73.3%,人工智能为88.5%,完胜。
在此前不久,《自然》杂志封面报道了一款能诊断皮肤癌的人工智能。依据类似的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程序与皮肤科医生进行皮肤癌识别结果对比,两者的表现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
替代“已知”,但没进化到替代“未知”
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肿瘤学家已利用“沃森”进行辅助性诊断,人们亲切地唤它“沃森”医生。它的知识涉猎范围很广,包括300多份医学期刊、200余种教科书,以及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定期更新发布的临床指南等。
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规培”四年后,“沃森”去年8月来到中国,进入中山大学附属肿瘤防治中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等21家医院,提供肿瘤辅助解决方案。
所以,未来给我们看病的,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教授笑言:未来,我们的医生大概可以站在一边指挥这个机器伙计干活了。”
热烈的讨论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推到人们面前,人工智能是医生的对手,还是帮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平红教授说,至少手术室的主人还是医生,“我们做的各类复杂的肿瘤摘除术,机器干不了。”
目前约有1万种人类已知疾病,医生只能忆起其中的部分,有人对此提出,人工智能至少可以帮助医生避免漏诊。但也有人谨慎指出,这不代表病理医生等将被人工智能最先替代。因为人工智能不适用未经训练的项目。
“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说是‘替代已知’,学习了海量医生们的经验,还没有自我进化到‘替代未知’。”上海中山医疗科技发展公司阴忆青博士说。
创新太快,规范得同步
有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在医疗界的从属地位,并不限制它给医疗带来更大的变革。
“它可能改变如今中国医生过分个性化的医疗决定,让医疗行为更为规范、统一,从而解决地区医疗差异、不平衡问题,有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进”……在业内看来,很多医疗的“老大难”问题,可能因为创新技术的到来与成熟,突然迎刃而解了。高解春表示,人工智能等智慧医疗新成就将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他同时强调,如今创新说的多,规范还不够,得注意把握创新与法律规范的问题。
规范、监管通常落后于创新。而今,这二者的时间差需要缩小。陆舜认为,“创新与规范有可能是同步的,我们在一些创新进行时阶段,就可以或应该预见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等新问题。”
也有人提议,基于中国的海量病例群体,应该把我国自主的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提上议程,最终造福中国的患者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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