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到底谁该负这个责任？

【编者按】电信诈骗，无良企业为虎作伥与监管失职是并存的，不能只批评企业，监管部门同样守土有责。但也要看到，电信诈骗屡禁不止，不唯虚拟运营商号段独有，有些基础运营商的号段同样没能避免。

电信诈骗，无良企业为虎作伥与监管失职是并存的，不能只批评企业，监管部门同样守土有责。

徐玉玉遭诈骗后死亡事件，将虚拟号段诈骗多发的情况推上舆论风口。9月5日，工信部对此表示，“基础电信企业不会将垃圾信息和骚扰电话作为其发展客户、提升业绩的途径，但也不排除个别基层电信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罔顾社会责任。”

徐玉玉事件发酵已有多日，事件触发的讨论林林总总，而工信部的归因回应，也契合扫尾阶段的“结案陈词”式反思之需。就该事件而言，“个别企业”把关不严导致诈骗猖獗，确实是其直接导火索。有些虚拟运营商为扩大用户，疏于对入网用户的审核，导致170、171号段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也要看到，电信诈骗屡禁不止，不唯虚拟运营商号段独有，有些基础运营商的号段同样没能避免。只不过相对而言，该问题在虚拟运营商号段的出现频次更高。工信部表示，要严格落实手机实名制，把实名制落实情况作为虚拟运营商申请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码号资源、发放正式经营许可证的一票否决项。这是重要举措。

可若光是实名制，并非终结电信诈骗的利器。业内人士早就指出，实名制的操作，不过就是将登记的身份证信息与“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进行联网比对，并不能保证“人证合一”。所以，不是说基础运营商更好地贯彻实名制，就可以对电信诈骗免责。

现在有些基础运营商其实不只是未尽责到位，而是连很多起码的治理动作都阙如，甚至事实上为电信诈骗大开方便之门。典型的例证，就是“垃圾短信”问题——不少电信诈骗是通过“垃圾短信”实施，如五花八门的中奖短信等，其治理也该协同施治。

之前早有媒体曝出，对于“垃圾短信”，运营商推出了“红名单”制度，将少数特定用户纳入到免骚扰保护的范畴。这印证了治理垃圾信息“非不能，是不愿也”的事实。在红名单之外的广大用户，许多运营商不过在虚与委蛇。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想见：在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手机短信市场逐年萎缩，“垃圾短信”成了运营商对冲利润萎缩的救命稻草。运营商和银行，也是骚扰、诈骗电话（短信）获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如今，监管部门表示，为对虚假诈骗电话进行重点源头整治，要求电信企业建立语音专线主叫号码鉴权机制，对未通过鉴权的呼叫一律进行拦截；对非法设置VoIP经营平台、非法提供VoIP电话落地及改号服务的企业依法责令改正、计入信誉档案、向社会公开，也敦促相关互联网企业通过关键词屏蔽、APP下架等方式，斩断改号软件的发布传播销售等渠道………这些举措确实挺有针对性，有力道。

但在电信诈骗问题上，技术层面的补漏洞，终究要回到基本的“治理态度”上去。现在电信诈骗症结其实早已明了，技术治理本来也能对其形成较好的遏制，但问题出离的严重，这本身就是问题。而对电信企业的“要求”“敦促”能否辅以严厉监管问责，显然尤为重要。

对于电信诈骗，守土失责的不止是电信企业——当然其责任很大。但这问题在此前那么长时间里，未得到实质性治理，直到徐玉玉之死使得民众对其敏感度大增，才有雷厉风行介入查办，这不应该。而要真正总结、汲取教训，就必须将反思触角伸向这里面的监管失灵。事实上，对运营商关于电信诈骗的拦截、反馈、查处、信息公开机制跟其考核挂钩，也是敦促其改进的硬手段。

电信诈骗，无良企业为虎作伥与监管失职是并存的。要想让电信诈骗无所遁形，最大程度压制其生存空间，提升监管部门效能，而不是习惯性“断电”，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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