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如何完成一次声势浩荡的迁徙？

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完成了一次声势浩荡的迁徙，因沿海地区材料、用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本就利润微薄的中国制造业开始入不敷出，加之，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催化着着这种迁徙，一方面深圳、广州、珠海等沿海城市，施行腾龙换鸟的政策，这些富裕起来的城市，正试图大力发展创业孵化、金融、房地产等附加利润更高的产业，于是，他们用“驱赶”的方式，放弃了古老的制造业，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内陆地方政府渴望冲出农田、冲出猪圈和枣园，听说一些大型的制造业内迁，官员们甚至拎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到宾馆里，以说服CEO们来自己土地上进行相关的投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牵扯数百万的从业人员，数百亿的设备、厂房的投资，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迁徙本来就不容易，特别是制造业涉及到大量的从业人员，更要小心翼翼，另外，大型的制造业往往会影响整个社区的经济结构，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线和产品，更有工作理念的革新，这种文化上的灌输，需要潜移默化地进行，而当企业的理念与社区理念相冲突之时，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人类普遍性的焦虑”。

平衡硬件：欲速则不达？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迁徙，我们时常听到各种传说，每一个承载制造企业新落脚点的城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速度，比如河南郑州，为了迎接富士康的到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一大片枣园翻新成了一幢幢威严肃穆的厂房，世人称之为郑州速度；而华为工厂去东莞，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座座干净明亮的车间拔地而起，加之，远离市区、房价便宜，有不少的员工都觉得在这里工作比在深圳舒服，笔者称这个为东莞效率；此外，和硕在上海的工厂，可成科技在苏州的建设都因服务于苹果，而显得效率十足，毕竟，苹果的订单是如此巨大，基本上是以小时来计算的，若是因硬件建设推迟几天，肯定损失惨重。

不得不说，我们需要对挑战极限的工人，报以崇敬之情，他们挑灯夜战，甚至在除夕夜仍在工地搬砖，但业内人都知道，硬件的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周期，好像十月怀胎一般，如果一味地拼效率、拼速度，肯定会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类似富士康、华为这种资本雄厚的企业，尚能负担地起一些赶工费，以加速硬件建设，而且他们受制于SER/FLA或者政府安全部门的规定，不太敢在硬件设施上有任何的疏忽，事实上，苹果为了保护好自己的羽毛，把很多压力都转嫁到了供应商身上，他们曾专门聘请了SER人员去到所有的代工厂内，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站在员工立场上的人会事无巨细地检查相关设施，他们会去测量车间内逃生通道的宽度，需满足每千人1m的规格；工作位置距离最近逃生口是否小于60m，甚至会去查看厕所蹲位的数量以及宽敞程度、通风效果；在整个稽核期间，他们会仔细询问员工之于硬件建设的态度，在这里工作是否感到快乐，这也是为什么类似华为、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园区里会建设有图书馆、棋牌社、篮球场、KTV等娱乐设施，同时，SER人员中会有专门的肢体专家、环境专家，以确保中国制造人员的工作环境足够舒适，敦促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尽快自动化，一些有职业危害的岗位，配套的保护设施要执行地一丝不苟，他们甚至会要求空调风速高于5m/S，以确保车间足够凉爽。

事实上，把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带到中国内陆去，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中国企业的正规化，工厂在抱怨老外“站着说话不腰疼”之时，也不得不要感恩于此，否则，他们可能永远是小作坊，但显然，要把这些事无巨细的条款做到完美，非常不容易，不仅要有耐心，更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无论是钱，还是时间，都严重制约着中国制造企业的迁徙，一些小型的企业，因资本匮乏，贷款能力较弱，又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投资，让他们玩SER非常不现实，于是，如你所见，很多中小企业的车间仅能满足基本生产需求，至于前文提到的舒适性要求根本无暇顾及，况且，中国向来是豆腐渣工程的摇篮，因省成本、提效率，一些车间甚至好端端地向下掉钢管，活脱一部惊悚片，这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低人权竞争最经典的缩影之一。而富士康、华为这样的大型制造业，资本支出不是问题，他们的钱有的来自于客户，有的来自于银行，还有政府送来的投资支票，但他们却要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订单/业务的机会常常是稍纵即逝，这些深谙行业的老兵，见证过太多速度打败模式、优势的案例，于是每每迁徙，时间于他们都是最重要的东西。

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需要积极思考，如何在迁徙的过程中维系一种即将要崩溃的平衡，更高端的硬件规划，则要考虑企业厂房的通用性，周边商业区的配套规划，长久的排污排废设施规划，毕竟，一个企业的迁徙，有可能催生出一座新城，硬件设施不应该简单敷衍，或成为快消品。

软件之殇：身在郊区，心系城市

事实上，企业之所以要关注迁徙过程中的硬件建设，除了能保证安全生产，节省事故成本之外，更大的好处来源于对员工心理上的安抚。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已不允许城市中央再建设大型企业了，这里的地皮都要用来做成房子，催生大量的房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企业都要转战郊区，甚至是较偏远的农村，有些来自农村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感叹：辛辛苦苦考大学，准备在城市找一块立锥之地，但最终还是随着新厂址回到了村儿里。前不久，华为搬离深圳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他们把新工厂建在了东莞，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更重要的是房子只有几千块钱每平米，这对于饱受深圳高房价之苦的打工者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但这种解脱的背后，却是无尽的辛酸：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重构关系网，甚至要适应当地饭馆地沟油的味道，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却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强加给了制造从业人员的家庭。

其实，中国制造因模式问题，已经很难给予从业者安全感，美国的Nike和苹果，每卖一件衣服，一台手机，他们的品牌都在升值，而中国制造每生产一件产品，设备在折旧，从业人员只是徒耗一次CT之青春，并无经验、技能之累积，更无安全感之夯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企业连同他们的员工都处于一种敏感、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于是，在迁徙过程中，任何的异常事件都有可能导致集体焦虑，更何况，很多时候企业在硬件建设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在村里的生产，比如在刚刚建成的宿舍楼里，大热天的停水停电，员工去车间的路上，经常尘土飞扬，看到老乡浇地的水，竟忍不住，手捧着喝一口，再洗一把脸。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都是低学历劳动者，他们的安全感更差，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往往需要最直接的物质、生理需求，当企业在城市或者比较成熟的商业区域，员工下班之后可以去网吧、电影院、篮球场和洗浴中心，但一旦搬迁至郊区，他们只能把时间消耗在宿舍之内，心理和生理需求都难以解决，希望他们安静地看一本书或者学个会计，简直是太难了，于是，中国制造业在迁徙的过程中，势必要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因荷尔蒙、肾上腺作祟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企业往往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结构，我们不但要生产出优秀的产品，更要花些心思去培养出有技能的人，善良的人，并最大限度地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幸福，事实上，企业若能在迁徙过程中，充分考量自然人的软硬件需求，那么，这种迁徙势必是安全的，而它离百年企业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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