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再度面临“二次衰退”？（上）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话用来形容一个经济周期，是极为贴切的。一场危机和衰退往往是悄无声息地发生，随后排山倒海到来，而复苏却总是艰难又曲折。

上月底刚公布的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仅有0.5%，不到上一季的一半，按季度计降到了两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个人收入增加，但消费者支出增长依然减速，加之企业投资和出口双双下降，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这一令人失望的数据不仅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产生了怀疑，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我曾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指出过，当前以欧元区和日本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经济陷泥淖难以自拔，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基础脆弱又不平衡，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支撑着全球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出现了明显放缓迹象……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似乎是唯一的亮点。一旦美国独木难支，那么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就更加遥不可及了。

“二次探底”还是“黎明前的黑暗”？

2015年12月，美联储基于当时的经济基本面作出了近10年来的首次升息决定，从而在全球率先开启了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门。从很大程度上看，这是珍妮特·耶伦和她的同事们对美国经济前景投下的一张信任票。虽说升息有可能对习惯了超常宽松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这毕竟传递了有助于提振信心的正面信号。不过，敏感的人们已经发现，今年以来美联储每月议息会议后对外公布的声明几乎一次比一次更为谨慎和悲观。

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主流的观点预测，美联储在2016年内会连续小幅升息4次，每次25个基点，到年底时将联邦基准利率会从目前的0.25％~0.5%升至1.25％~1.5%。而按现在的形势来看，整个2016年内美联储还会不会有一次升息都很难说。

对美国经济的现状，市场和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悲观派”认为，美国仍然有陷入“二次衰退”（或者所谓 “双底衰退”）的可能性。

英国《金融时报》在2016年1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对50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学术界认为，美国经济在2016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20%，在2017年底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15%。

事实上，早在2010年有人第一次提出“二次衰退”的概念后，对于这一可能性的担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几年里，每当经济数据低迷时，就会有学者和市场分析人士提醒，美国经济——还有世界经济——已经偏离复苏轨道，滑向“双底衰退”。这种看衰的忧虑在2011年的夏天达到了顶峰，当时《华尔街日报》和CNN等媒体所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1/3的经济学家和投行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有超过八成的普通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经济正在陷入第二次衰退之中。

他们的理由相当充分：本轮金融危机是如此严重，2008年底家庭财富的巨大缩水使得年消费支出量减少了5000多亿美元，住宅开工量的下降又令GDP减少了2000亿美元。两者相加，GDP总损失超过70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首次推出的刺激计划不足3000亿美元，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最高4000亿美元。就算刺激计划中的每一美元都能等额提振GDP，上述规模仍然不足以填补7000亿美元的年度GDP缺口。此外，美联储已经把指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并启动了量化宽松的债券购买计划购……当所有的刺激措施已经耗尽的时候，经济仍未有起色，未来显然是无比黯淡的。

然而，即便在形势看起来最糟糕的时刻，也总是有坚定的“乐观派”存在。在他们看来，当前的困境已是“黎明前的黑暗”。

若从数据来看，过去几年中磕磕绊绊的美国经济复苏似乎一再重复着类似令人心跳的故事。按季度计，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一个季度出现经济增幅大幅度回落，甚至为负值，但随后又总能表现出强大的抗压能力，出现明显改善。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规律。

2012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按年化仅增长了的0.4%，但之后的2013年四个季度，分别增长了2.1%、1.7%、2.8%和2.6%。

2014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非经济危机期中最大幅度的收缩，GDP增长为-2.9%。但极具戏剧性的是，随后美国经济又走出了一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强劲的反弹。在2014年的第二、三、四季度里，美国的GDP增幅分别达到4.6%、5.0%（这是美国11年来最高的单季GDP增幅）和2.2%。正是在当年第三季度，美联储正式宣布结束其债券购买政策。

2015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再次大幅回落，增幅仅为0.6%。但之后的两个季度又回升至3.7%和2.1%。这促使美联储在当年底再进一步，作出了10年首次加息的决定。

据此，乐观派认为，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季节性因素造成的，经济复苏未来可期。

但这一次，情况可能真的不同

但即便是最乐观的乐观派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与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次“危机-复苏”周期相比，本轮美国经济在经历危机之后的复苏都显得异乎寻常的缓慢和疲弱。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观察到，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就好比是拨动一根吉他的琴弦——摁下去的力度越大，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

历史上，经历过一轮衰退的美国经济总是会随着需求迅速恢复而实现强劲有力的复苏。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深度衰退会留下一大堆等待释放的积压需求。举例来说，伴随深度衰退出现的长期高失业意味着消费者必须放弃很多消费，一旦经济气候改善，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就会比正常情况加大消费支出，以补偿经济衰退时期的苦日子。企业也是这样，当衰退来临时，企业首先做的是削减成本，尽量减少投资，而待经济景气回暖时，它们的投资会比常态时更多。反过来，如果衰退比较温和，无论是时间比较短还是深度比较浅，那么复苏时反弹的力度相对也会比较温和。这种现象也被形象地称为“橡皮筋理论”。

但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

虽然不断有人预言，在经历了几年调整之后，美国经济已临近爆发式反弹，但最终每一次它却总是令人失望地失去了动能。这表明，2008年的经济危机远比绝大多数人起初想象的要更加严重，而随后的复苏也远比绝大多数人预期的要更加乏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2011年夏天将本轮金融危机比喻为一场严重的“心脏病”。当时他说：“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般来说，在经历过这样的金融危机之后，病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当下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境况与2011年时十分接近。

首先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2012年是大选年，与今年有所不同的是，那一次的政治角逐早在2011年就提前打响。首当其冲的便是预算问题，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便成为了两党博弈的政治筹码。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止奥巴马和民主党政府实现其政策意图，在下一年的选战中占得先机。那一年——以及后来的两年里——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力阻政府提高债务上限，造成了多次“财政悬崖”，并最终在2013年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停摆两周多。这直接导致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在2011年8月破天荒地首次调降了美国的主权评级展望，从而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恐慌。

2016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自去年以来，有关民主、共和两党之间以及两党内部的政治争斗的新闻，我们已经听到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但两极化的政治纷争会严重地拖累经济，近年来美国政治与经济之间已日益呈现出一种负面的反馈关系。随着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崛起，类似的来自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从现在开始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渗入经济。

其次是国际经济因素。

2011年是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并达到高潮的一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直至意大利，南欧诸国一个紧接着一个倒下，欧元区走到了即将解体的最凶险的悬崖边上。那一年，日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灾害，全球供应链一度中断。那一年也是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的一年，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推高石油价格，进一步对美国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今年，虽然欧元区的危机渐趋平息，但多年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另一根支柱——中国经济，却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年初的一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已经充分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充当着全球经济压仓石的中国现在正在成为新的风险源头之一。即便后来中国成功了打赢了一场人民币保卫战，国内股市也逐渐稳定下来，但正如不久前的“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指出的，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将是L型，换言之，年均8%、甚至10%以上高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以前，当世界经济出现动荡时，美国常常会出人意料地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这一次，这个规律也不灵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更多是激烈的全球竞争，而美元的快速升值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2016年的一个最大悬念是：美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究竟有多强？

美国经济会不会患上“日本病”？

由于这一轮经济复苏如此缓慢和乏力，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眼下开始担心美国经济是否已经患上了“日本病”。在他们看来，虽然2008-2009年的超常规政策阻止了一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崩溃，但美国现在正走在通往“失去的N年”的路上。

的确，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类似：楼市过热、资本市场泡沫严重，而在泡沫破裂以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下且短期内看不到恢复高增长的曙光……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两国都尝试过超宽松货币政策，但效果都不佳。日本20年来一直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美国7年来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零利率政策有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尤为相似的是，即便流动性如此泛滥，日本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美国目前的通胀率也远低于合理水平。此外，两国也都使用了财政刺激手段，令政府债务堆积如山，却效果不彰。

以前就曾有人将美国与日本的情况进行类比，但美、日两国的相似性从未像现在这么明显。

实际上，以高债务、低成长、低通胀以及相应的低利率和印钞政策为代表的“日本病”目前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在欧元区等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重演。它是一种表面上并不十分痛苦，但却足以致命的经济慢性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世界范围内研究日本经济问题的数一数二的专家。他所推出的大手笔宽松货币政策正是为了使美国避免陷入日本式的经济慢性病，但现在看来疗效并不理想。

我在本系列之前的文章中提及过，美国前财长、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就当前的世界经济提出过一个“长期停滞”的观点。他认为，由于需求长期疲弱，发达经济体可能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常态，轻度的经济萧条将是长期伴随我们的一种经济“新常态”。即便出现短暂的繁荣，也只不过是不可持续的信贷吹大的泡沫而已。这其实是“日本病”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按照这种观点，美国应该制定一整套着眼于长期、中期和短期的计划，以推进结构性改革，避免经济陷入“日本化”的泥淖。

着眼于长期，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深层的供给面议题，其中包括劳动人口的工作技能、企业创新能力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等。这些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长远来看，也的确会非常有利于改善经济体质。实际上，美国人目前的平均教育水平在发达国家中低于平均水平，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都轻松领先所有其他国家。美国目前的大学毕业生比例要低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而中学辍学比例却高于它们。

从中期来看，美国应该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目前美国政府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之一。然而由于有能力采取各种避税措施，美国大企业的有效税率实际上只有12.6%。真正被征收高税率的恰是那些急需得到扶持的中小企业，这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制约了创新。此外，美国还需要有效地改善金融监管，制约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权力，防范它们将过度投机所造成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

而短期内，美国应当利用极低的利率和较高的失业率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对老旧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进行新建和翻修。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将美国的基础设施经济竞争力列为全球第一位，而今美国的排名已经跌到第十五位。目前美国每年交通设施投资仅占GDP的1.7%，远远低于加拿大和中国。

上述这些建议都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所必需的基础，有些还会在短期内有效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它们在政治上无一不会遭遇强大的阻力。

奥巴马如愿当了两届总统，实际上，从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后半段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层面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除了一些小修小补、无关大局的政策，没有什么重大的经济改革和振兴计划能够达成并推出。几年来，几乎只有法律规定享有高度独立性的美联储在勉力运转着，尽管它也不时受到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掣肘。现任珍妮特·耶伦在获提名出任美联储主席的听证会上说过，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冲突的。

正如我们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一再看到的，财政悬崖和债务违约的风险所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并削弱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威。

客观地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一切本来会更好，只是政府给这个正在努力复苏的经济带来的更多是伤害而不是助益。所以有人说，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似乎来自美国政府本身。如果真的发生“二次探底”，华盛顿的政客将要负主要责任。

傻瓜，这是政治！

未来，随着选战的白热化，这种政治上的两极化以及政治僵局对经济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或许不会减少，只会进一步加剧。

的确，美国经济终会复苏，但问题在于，将要迎来的是一轮怎样的复苏？是像20世纪大多数情况那样的一种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经济复苏，还是最近20年里出现的总量增长、但家庭收入中值却反而下降的贫富差距拉大的“复苏”？

曾经是中产阶级乐土的美国今天已是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国民总收入的近一半和90%的金融财富，这一比例接近历史记录。而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从几十年前的10%左右升高到近年来的近四分之一。

这种状况直接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两极化和行政瘫痪。

美国经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整个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尤其是在全球复苏前景晦暗不明的当下。美国经济不仅与美国有关，还与世界各国都紧密相关。

早在2011年，评级机构惠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如果美国经济发生“二次衰退”，比如增长率降到0，那么它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速下降至少两个百分点。其中，除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最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以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外，与美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遭受的影响最大。如果考虑到金融市场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因此受到的冲击，其连带的后果将更加难以预料。

当然，美国仍是目前全球优势最明显的经济体。美国的政治体制确保了它的经济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它拥有最富有创新能力的私营部门。相比于所有其他国家，美国还有无与伦比的科技实力和金融优势……

一旦美国有了称职的政治领导人，相信这些潜在的优势将很快重新成为真正的优势，美国经济避免“二次衰退”，重新走上正轨就不是什么问题。因此，比尔·克林顿的那句名言“傻瓜，这是经济！”现在应该改成：傻瓜，这是政治！

本文从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作了一个描述和展望。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从金融市场、就业、楼市等微观层面进一步对当前的美国经济做一点分析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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