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瓶颈：中国选择了创新 但创新能否选择中国

【编者按】工业4.0的概念想必略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德国为什么要提出工业4.0?这个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也有不少人已经心知肚明：在追求创新与质量的德国制造业遭遇互联网时代之时，生产效率、研发速度与生产制造的灵活性成为了其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些中小型民企虽然有创新热情和动力，但却苦于没有资金和市场；而一些大型国企虽然有创新能力和条件，但却没有创新热情。这是我国变身科技强国的一大瓶颈。未来，中国已经选择了创新，但创新能否选择中国，还需要突破“大国瓶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要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必须依靠创新支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曾这样说。

的确，创新不仅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需要，也是新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要求。一些专家大胆预测，“十三五”时期全球将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若能抢搭“快车”，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科技和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大亚湾反应堆发现新中微子振荡模式；“天河二号”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十二五”期间，凭借大量中央资金支持，中国科研领域重大成果不断涌现。但综合数据比对和现实“智造”水平后可发现，中国仍处于科技大国阶段而非强国。

国外技术封锁依然存在

如今的中国，创新已经被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发展需要、国际竞争两个方面看，中国跻身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已刻不容缓。

从发展角度看，东北地区的部分典型样本，足以证明科技创新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本报记者在有“共和国装备部”之称的沈阳采访发现，当传统制造业面临困境时，以新松机器人、沈阳机床等为代表的企业，凭借自主创新为老工业城市注入新活力。

纵观世界，全球科技发展也进入新时期：美国出台“创新战略”，明确提出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创新实力；欧盟“2020战略”明确将“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作为战略目标；日本提出了“未来开拓战略”；韩国提出了“绿色发展国家战略”；英国的大数据投资计划；德国的工业4.0；南非的《生物经济战略》；加拿大的生物经济……由此可见，各国在科技领域的角逐日趋激烈，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和新赛场。

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领域“抢滩布局”，而且仍然对中国保持严苛的技术封锁。

沈阳机床此前买过日本的高档数控机床用做实验。日方来人首先要求中方将其放置位置确定，若要移动就要重新申请，否则机器将被锁死。此外，国外有时还在机床上安装摄像头，监控部件加工。“如今国外的技术封锁有所松动，但也是将我们控制在一定水平上，销售给国内的产品全保持同一水平。”沈阳机床相关负责人说。

内忧外困下，科技强国战略被提升为中国的发展重点，政府及社会各界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全面开创“万众创新”的格局。

中国科技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达到11846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编注）占GDP比重达到2.08%，达到欧盟平均水平；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全国技术成交超过7460多亿元。

而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特高压电网、4G标准、深海钻井平台等领域取得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的创新成果“井喷”式涌现，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研领域发展之迅速。

“崇洋贬内”阻碍创新

不过，成绩虽然光鲜，但中国仍未跻身科技强国之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1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榜上，瑞士、英国和瑞典位列三甲，中国位列29位。而从创新指数的排名来说，创新能力排在前15位才能称为创新型国家。

受访科研人员和企业家表示，中国当前仍然需要突破“大国瓶颈”，体制机制不顺，部分企业研发能力不强，高端的创新型人才稀缺，缺少原创性、颠覆性的发明等问题依然突出。

在中国，基础研究投入较低已经限制了科技进步。相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科研投入比例的5%，而美国是50%。不仅如此，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创新能力也在遭到扼杀。一些中小型民企虽然有创新热情和动力，但却苦于没有资金和市场；而一些大型国企虽然有创新能力和条件，但却没有创新热情。

一位民营环保设备生产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度抱怨说，作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政府的信任，一些扶持资金往往落不到这里。即使企业敢于承担风险，找到了融资渠道，创新出来的产品如何走向市场还是难题。“产品推广、市场营销需要费用和时间，一些大型国企在旧有的利益格局下，也在阻止新产品进入市场，这些都是我们的难题。”这位负责人说。

民企有民企的难处，国企也有国企的苦衷。采访中一些大型国企负责人表示，国企面临政府部门的考核，“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一项重大创新可能一生只有一次，但是每三年考核一次这是不科学的。”一位国企负责人表示，创新的投入短期内难以见效，为了应对考核，国企往往把重点工作放在经营上。“房地产好了，我们可以投资赚钱，虽然主业上没有突出业绩，但是企业收入增加了。”

在中国，“崇洋贬内”也阻碍了创新。当前中国很多领域和部门用西方标准衡量创新。民营企业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国家863计划相关项目、科技部“十二五”重点项目的支持下，用15年时间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美国、欧盟、日本都获得专利的心脏支架——“三氧化二砷药物涂层可降解支架”，但在中国市场推广上遇到不合理的招投标政策而举步维艰。

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晓意说，国内省份的心脏支架集中采购招标方案，一般都默认进口产品为国外公司自主研发，定价为1.8万至2万元/只。然而在对国产产品制定招标价格时，将国产原创产品和国产仿制品定为同一标准，定价只有0.85万元／只。“我们产品自主研发耗时12年投资2.5亿元，而仿制只需3年投2000万。按照同一标准定价，就是不鼓励自主创新，这种定价导向，使我们连研发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输在起跑线上。”

顶层设计与创新文化都不够

相关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来看，实现跻身科技强国目标亟须顶层制度设计和培养全社会的创新文化。

就目标设定而言，衡量“十三五”末中国是否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可考虑在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高新技术研究和新兴产业发展中，能否产生达到诺贝尔奖水平的世界一流成果，能否产生一批世界级科技大师，高新技术产业能否占有世界市场的相当份额，能否产生一批世界知名品牌引导世界潮流等等。

作为企业家代表，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表示，中国若想启动创新驱动需要三个“家”：政治家、银行家和企业家，通过这三者的密切配合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这一次经济改革和过去十年完全不一样，过去是量的增长，现在是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但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能用价值规律、经济行为达到所要做的事。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所所长林浒也表示，未来创新要紧紧与企业和最终用户紧密结合，这需要国家加大力度扶持，适当减免税费，大力推广示范。一批新技术如果没有国家支持推广示范，产品只变成一个样品，很难走向市场。

目前，国内的示范项目较少，加之国产自主创新的系统不稳定，各种专家评定会又脱离市场，最终导致大家都买国外成熟产品，这是一个怪圈。越不用越不行，越不行越没有研发动力，对外国产品形成了路径依赖。

在创新文化上，尽管中国在努力营造“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氛围，但是低水平模仿、缺乏创新自信等问题依然存在。

以3D打印为例，随着3D打印热潮的来临，一批3D打印机研发和生产企业迅速在国内出现，一些地区的开发区甚至打造3D打印的高新技术园区。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国内从事3D打印的企业多为生产桌面级的低水平打印机为主，而这些企业的技术来源也主要依靠模仿国外专利保护过期的技术，缺乏原创和高端产品。

相关专家表示，谁能想到，特斯拉生产新能源汽车，谷歌也正在研发汽车，如今跨界的颠覆性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适应这一时代，即需要我们捋顺体制机制，更需要一种“万众创新”的社会文化。未来我们需要将培育“颠覆性创新”与“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有机结合。

相比欧美日韩发达国家数十年来的科技领先优势，中国在绝大部分科技领域一直处于追赶状态，无论是汽车、还是电脑及手机等重点领域，我们所谓的国产化更多是外观设计及配件组装，设备所涉及的核心元器件一律依靠国外进口。

从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多个科技强国的技术发展趋势看到，当前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场全新的科技变革，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化浪潮正奔袭而来，使过去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智能化、轻巧化及人性化。当前全球科技文化兴起、科技创新风起云涌。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受用的技术追赶及技术模仿策略即将穷途末路，因为当我们刚好追赶上上一轮技术领先者的时候，下一轮的技术变革就已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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