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走向制造强国的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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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技中，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目标。制造业由大到强，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刚刚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我国实现“变道超车”，重构竞争优势，加快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迈向“制造强国”指明了新的方向。

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如何优化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在提高消费比重、加大服务业占比的同时，如何做强我国的制造业，而不是削弱制造业，这是个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一段时间来，在有些智库的报告中，有去工业化、弱化制造业的倾向，这是让人忧虑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这两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强调重返制造业、做强制造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制造业是本，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其他都是虚的。现在，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真是来得及时、必要。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技中，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目标。制造业由大到强，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刚刚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我国实现“变道超车”，重构竞争优势，加快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迈向“制造强国”指明了新的方向。

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201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然而，我们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制造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问题突出等，与美、德、日等发达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期，如何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中国制造面临的新困境与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因素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还低。且整体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比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比如，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但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测算，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

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现在，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OECD数据库数据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达46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德国为2.4%。

在所有产业中，(1）高技术（hightech）：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2007年美国达到16.9%，日本在2008年为10.5%，相对比2013年我国为1.75%；(2）中等技术（mediumtech）：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7.5%；英国为5.1%，日本为5.9%；(3）低技术（lowtech）：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1%。

相比之下，中国高技术企业研发强度仍显滞后。《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R&D经费支出2034.3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5.6%；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87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6.12%。具体深入到细分行业这种差距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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