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编者按】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位专家最近提出，现在不少人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仅仅理解为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点，这显然太过简单了。对于不少企业和行业来说，则很容易陷入被动。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科学判断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二、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机遇

最近，浙江省的一家纺织企业决定去美国投资办厂，不是因为家乡的环境不好，而是因为综合成本涨得厉害。他们比较了一下，人工成本的确美国比较高，大约是国内的3.57倍，但是把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清关成本等七七八八折算下来，国内的单位产品成本是243.71美元/吨，在美国是239.23美元/吨，国内已经略高于美国4.48美元/吨。

当然，这只是个案，但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一家国际商业战略咨询机构在调查了全球25个主要经济体后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仍然排名第一，但龙头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比较起来，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甚至2000年曾达到难以置信的92.0%；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应当说，过去那种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形势完全变了。一方面，各项成本上升无法阻挡，企业只能接受；另一方面，生产过剩导致过度竞争，企业利润空间已经大幅减少。2012年3月至今，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出现连续28个月负增长，表明企业想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移出去几乎不可能。当前国有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损，如此继续下去，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全都消耗掉。前些年，我国经济总体处于高增长期，而且一波接一波，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但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企业发展将会面临极大考验。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行业企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

“传统的手段不好用了”。过去，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常用两手，一手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现在，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0.65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5，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65，仅为中国的1/3。M2与GDP的比值越高，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相当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这也反映出在现有增长模式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仅通过货币扩张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提高，而且持续扩张下去，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相互叠加，还会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压力。另一手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扶持。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长亦随之放缓，要维持财政支出，就要增加赤字，政府的债务规模又要继续上升，积累更大风险。尽管当前我国总体债务负担没有超过安全线，然而把地方债务和各种潜在支出方面加起来，规模则不容小视，所以财政扩张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继续扩大赤字和超发票子，不仅达不到政策效果，还容易掩盖结构性矛盾，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所以，加快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不断探索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的新做法新经验，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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