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产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加紧布局

    在日前举办的以新能源为主题的2009第四届中国电工装备创新与发展论坛上，诸多专家就加快我国新能源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调整电源结构、建立综合能源基地、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等建议。

    我国能源发展已进入减小石化能源份额，增大可再生能源份额，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应大规模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建立综合能源基地，并大力发展洁净煤发电技术，调整电源结构。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美国在今年12月于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上承诺减排二氧化碳，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我国已于2007年9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提出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方案’，但可能不会被世界各国认可，还应从调整电源结构入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到2050年我国将有约15％（每年10亿吨标准煤）的一次能源缺口、约30％（7亿千瓦）的发电能力缺口依靠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填补。虽然近年来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发展取得可喜的进展和日益增强的关注，但与2050年的大规模发展需求相距甚远，其增长速度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大，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其大规模、稳定而快速地发展。”

调整电源结构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陆燕荪从热力发电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两个方面探讨减排二氧化碳的技术发展方向。据他介绍，我国能源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电力生产以煤电为主，目前煤电约占发电总量的77％，而且到2020年前这个比例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洁净煤发电技术是主要发展方向。目前有代表性的洁净煤发电技术包括超临界和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其中主要依靠超超临界机组满足电力工业对大容量设备的需求。超超临界机组造价虽然高出亚临界机组8％，但可节煤6％、减排二氧化碳6％，而且最具技术继承性，技术难点较少，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生产。在目前条件下，积极发展超超临界机组作为洁净煤发电技术的主流是必然趋势。相比之下，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虽然在火力发电中最清洁高效，灵活性较好，但我国天然气资源有限，不可能占较大比重。

    陆燕荪表示，核电也属于热能转换为电能的技术，是热力发电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的发电方式，是有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从适度发展核电到加快推进核电建设，我国核电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但目前需要提高核电的安全性，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并实现装备设计制造的国产化，以降低造价。

    影响核电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设备造价高、建设周期长，与其他能源相比价格竞争力弱，因此应通过国产化降低造价。陆燕荪认为，国产化并不是要求全部设备都由国内企业制造，应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再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的制造。由于国产化是引进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必须加大制造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设备的设计与制造一体化，带动一批相关产业技术升级，从而提高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此外，我国还应研究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建设综合能源基地

    要减排二氧化碳，应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提出，当前面对建立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的重大任务，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综合能源基地已提上日程，应积极进行规划和部署。

    严陆光认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包括大量与用户结合的中小型离网、并网电源以及大型集中电站两个方面，作为电力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型电站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从大型集中电站的发展看，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存在特殊的困难。首先，风能和太阳能的能量与功率密度低，使得电站占地面积大，只能建设在资源丰富、有大量土地的荒漠地区。其次，风能和太阳能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和不稳定性，其发电容量主要决定于资源状态，而非用户需求，难以单独向用户供电，必须与其他发电方式结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供电任务，因此将成为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陆光表示，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以及待开发的化石能源，是建设综合能源基地的首选地点。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四省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0％，人口只占6％，这些省区发展能源和电力将为全国服务，而有效地传输给东部、南部发达地区，需要解决大规模、长距离的输电与运输通道问题，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划与部署。这些省区有建设全国综合能源基地的积极性，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部署，如新疆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基地，与之相应，应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青海应利用已有的水力发电优势，积极建设大型光伏发电基地，两者协调配合为全国服务。

完善风电激励机制

    严陆光指出，我国能源发展已进入减小石化能源份额，增大可再生能源份额，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应大规模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

    我国风电发展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虽然相关产业已迅速发展起来，40多家整机制造企业能提供一半以上的新增装机容量，但整个产业建立在引进消化技术的基础上，还比较“年轻”，必须在提高质量、保证运行可靠性、加强关键零部件配套方面下功夫。第二，我国风电场投资约为每千瓦8000元，风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0.5-0.7元，与煤电的经济性相比仍有差距，应千方百计降低造价和风电成本，风电规模化发展尚有赖于《可再生资源法》实施带来的优惠条件。第三，风电的不连续性给其进入电网带来一些问题，必须与其他发电方式相结合才能确保供电安全可靠。第四，风电场选址对大规模发展风电至关重要。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风能资源详查，长期实地测风，才能为选址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有关工作应尽早进行。第五，海上风能资源是陆地上的3倍，但其利用遇到台风多发的问题，需要抗台风。陆燕荪认为，风电发展必须打破两个瓶颈：一是风电设备制造国产化的问题，需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提高设备可靠性；二是百万千瓦级及以上大型风电场接入电网的问题。

    中国电工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表示，我国应该完善风电激励政策。比如，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而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用于企业新产品研发及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要求整机企业必须采用国产零部件，并按成本比例将奖励资金分配给相关零部件制造企业；进一步完善税收、信贷、投资、价格、补贴、奖励、电价等政策。

    周鹤良认为，发展风电，风电场建设和电网建设必须同步，要解决风电场接入电网问题，做到发得出、送得出、用得上；应对电网公司实行考核，出台相应的补偿和激励措施，保证风电及时上网；必须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保证产品质量，在运行可靠性上下功夫；技术服务必须社会化，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应健全标准体系，健全关键零部件认证测试体系；坚持陆上优先、海上示范的原则，稳步推进风电发展。

光伏发电需打破市场在外瓶颈

    严陆光认为，市场在外是我国光伏发电发展的主要瓶颈，原因在于其成本过高，尚难在国内市场形成规模应用。虽然光伏电池价格已明显下降，但每千瓦光伏电源总投资仍需约5万元，每千瓦时电能成本达5元，比煤电高出太多，限制了国内应用，目前在国内主要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用于通信和照明的小型电源。降低光伏电源的投资与电能成本，努力开拓可能的规模化应用是我国发展光伏发电的核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形成规模化产业的主要是硅光伏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达16％，降低成本的空间有限。因此，应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型光伏电池给予充分关注，因为它们有更高的转化效率，成本也可能更低。

    除光伏发电之外，太阳热发电也是太阳能规模发电的重要方式。太阳热发电是将太阳辐射能聚集起来加热工质，再由工质经锅炉和发电机等发电，与热发电原理相同。太阳热发电有三个明显优点：一是化石能源热发电的主要装备诸如锅炉、发电机、输变电设备等已形成成熟产业链，使太阳热发电易于迅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二是中间被加热的工质同时起到一定的储能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太阳辐射强度变化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加之锅炉可用其他能源供热，能形成稳定的发电；三是可通过努力提高工质温度而提高热电转换效率，增大单机容量改善经济性，这方面可以借鉴热电站多年的经验。

    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已有良好的基础，太阳热发电刚起步，还存在一些困难，需要国家给予扶持。严陆光表示，国家应部署一些太阳热发电示范项目，以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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