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天津航空城主任董维忠向外界透露,位于滨海新区的空客天津总装线目前已收到中国国内市场284架空客A320飞机的订单,订单已签至2016年。
空客天津总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尚鲁国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民航市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空客公司也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他说,空客公司的订单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没有了,然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则会出现新的订单。他表示,金融危机整体上对空客天津总装公司的影响不大。
天津航空城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空市场。未来20年,中国内地大概需要客机2670架,目前包括空客在内许多大型国际航空制造企业在缩减国外投资的同时却加大了对华投入,这些有利因素都为天津航空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以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3个行政区和天津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等3个功能区为主要组成部分,海河下游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称为滨海新区。
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和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相比,天津滨海新区被视为一台正在发动的经济引擎。
这里孕育着天津乃至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熟悉的地方很快变得不认识了
江苏姑娘李新敏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是在10年前。
她清楚地记得,1999年,自己到天津轻工业学院(今名天津科技大学)塘沽校区上学,一下火车眼前完全不是今天的样子。
李新敏的大学生活异常安静,学校附近,所能找到的便利商业设施只有一家小超市。今天,许多人谈起这家业已消失的商店时,对它还怀有一种格外的感情。
2002年大学毕业时,李新敏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从而见证着新区的变化。
她发现,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能找到天津滨海新区。
富于政治敏感的人们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字里行间眺望滨海新区的进展,因为每年的表述都有所不同。2006年的表述是“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7年的表述是“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2008年的表述则是“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
200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1个年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而天津的定位,也由“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上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南开大学经济学家周立群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要带动中国这艘巨轮的前进,一两台“发动机”肯定不够。天津等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为“滨海机遇”感到鼓舞的不只是政府官员和实业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历史名校南开大学的饶子和校长不断强调,南开是“喝海河水长大的”,矢志成为滨海新区的智囊库、技术库和人力资源库。除了鼓励教师承接更多当地的硬项目和软课题,这所学校还请来当年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设立了滨海开发研究院。
饶子和说:“南开大学毕业生以前总的倾向是往北(京)飞,往南飞,现在留在天津、留在滨海新区成为主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不过,像李新敏这样的普通人更愿意“看图说话”。毕业以后,她养成一个习惯,把自己随手拍摄的当地照片发在校友录上,看老同学是否还能辨认。“同样的地方我发给他们,真是不认识了。”
她就像一位“民间招商办公室主任”,利用每一次同学聚会的机会推介滨海新区。譬如告诉女孩们此处新开的商场一个比一个时髦,买化妆品不必再到天津市区或者1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如今,已有十几名当初离开的同学,回到了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
而在讨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些大型网络社区,“天津”也回到了网民的嘴边。他们最新的话题是,2008年滨海新区继续成为全国增长最快的地方,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02亿元,增幅达到23.1%。
“滨海机遇”吸引年轻人,两年增加了50万人
自清代以来,抵御外侮的大沽口炮台守卫着北方海上门户,它的腹地是大片沉睡的盐碱滩涂。这些不毛之地没少听到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的抱怨,但如今,它每天都能看到新的工厂开工。
始建于1984年的天津开发区,原址是33平方公里的塘沽盐场三分场,如今它的身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国家级开发区。
1986年,邓小平来津视察后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苟利军说,中央领导曾讲过,为什么选择滨海新区开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占用国家良田。
他说,滨海新区可利用的盐碱荒地很多。除去水面、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建成区,现有1100平方公里可供开发,这在世界大城市中是很少见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实施了工业东移战略,一批市区企业东迁至滨海新区,并且重新规划产业布局。
随之迁徙的是人。从市区通往滨海新区的轻轨列车上挤满了上班族,它开通于几年前,乘客“一开始可以躺着,现在只能站着”。
在经营这条线路的滨海快速公司,年轻的团委书记宁秡说,列车最初一小时一班,目前日均客流3.6万人次,高峰时5分钟一班。
宁秡原本在市内一家外资企业工作。2003年,她到滨海新区办事,“感觉跟进城一样,马路也宽,楼房也高,我就觉得,只要让我来,干什么都行”。
“其实我有能力进入国企和政府机关。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新区朝气蓬勃,跟自己的心情吻合。”宁秡说。
“80后”青年熊丽丽喜欢为人导游滨海新区,她指着一些宏伟的建筑物介绍:“这是我们建的,那也是!”
5年前,熊丽丽从上海调到总部位于塘沽的中铁建工集团北方工程公司。目睹此情此景,她充满了自豪感:“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些青年员工觉得很有成就感,将来提起来,滨海新区有我们参与。滨海新区越来越好,依托这样的发展平台,年轻人在这儿容易上升。”
熊丽丽目前担任这家公司的团委书记,她当年来此应聘时,公司需要很多人,但招不满。而现在,应聘的人很多,一个岗位平均有4个人竞争。
南开大学的金融学是享誉全国的王牌专业,可如果没有天津滨海新区,河北姑娘侯婧谦也许不会到这里求学。
2008年,山东大学毕业生侯婧谦被保送南开攻读硕士学位,就读于泰达学院——南开为服务滨海新区而建的一所年轻的学院。
滨海新区是浦东新区之后的中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创新、土地改革等许多方面,都享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天津的改革很大胆,已经设立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船舶产业投资基金等,将来是私募基金的集散地,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的很多老师直接参与这些项目。我会近距离看到它是怎么发展的,现在做的论文就是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侯婧谦告诉记者。
据她观察,尽管眼下在与京沪的人才争夺中天津仍有一些差距,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中了滨海新区的前景。
南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也相信,滨海新区将为天津高校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和生源。
2001年举家回国的生物学家王磊是天津人,他是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院长,也是天津生物芯片技术公司的创办人。这是当地一家较早的生物研发企业,申请了许多中国和美国专利,并有论文在《自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
几年前,王磊曾为这里不够浓厚的科研氛围而烦恼,不过眼下他随时能找同行聊聊天。由于生物医药产业是这里发展的重点之一,王磊的“生物圈”渐渐成了气候,“现在至少我们能够在一块喝喝茶,讨论问题了”。
在泰达生物技术学院的对门,是亚洲最大的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王磊告诉记者,两家已经开始合作申请科技部的研究课题。这是他回国之初没法想象的。
更令他惊讶的是:“新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生物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们上上下下在学这个东西,对基因组、生物芯片,他们能理解得非常清晰。有时,他们能说出一些让我感到很惊讶的东西。有时我们科研的会议,他们也愿意来听。”
王磊早已扔掉了回国以前做好的“思想准备”。在设想中,这里的节奏会比较慢,效率很低。
王磊还鼓励同为生物学家的弟弟王硕回国发展。如今,王硕是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海河学者”特聘教授。
“这个区域吸引高端人才,也吸引一般人才。”外商独资企业天津矢琦汽车配件公司的工程师陈金昊说。
1998年,18岁的农村青年陈金昊来到滨海新区,“满脑子都是老家种地那些东西,比如开春种什么”。
他加入了日益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当地兴建了一批蓝领公寓,能容纳10多万名外来务工青年居住。
陈金昊是其中的名人。他在公寓里发起了“小草艺术团”,近100名成员均为五湖四海的务工青年,他们自编自演一些反映生活变迁的文艺节目,“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有时一些白领青年也来助兴演出。
小草艺术团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五六岁,多为新区企业的一线操作工。“键盘手是保安,吹萨克斯的是作业员。”
“为什么叫小草艺术团呢?我们觉得城市发展再快,高楼建的再多,我们还是需要小草的绿色。小草,没有花香,但是比花的生命力要顽强,没有树高,但是比树要绿得早。”陈金昊说。
他郑重地告诉本报记者,小草艺术团代表了外来务工青年对政府的反哺。有时,这个艺术团也接受共青团和工会的经费支持。
“我在这儿买房了、结婚了、落户了,孩子都有了。你说我对这儿有没有信心?”他说。
这个年轻人常常生发出关于时间的感慨。“我以前住在天海公寓,当时往第七大街那儿一看,都是晒盐的池子。一个星期你不去,基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什么企业。可能一个月工夫,一座厂房就起来了。”
随着人气而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这里也开始堵车啦”。
滨海新区的常住人口,2006年还是 152万,2007年是172万,2008年超过202万。
过去的三年,共青团天津市委通过不同方式向滨海新区各行各业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与吉林、陕西等外地团组织“工岗快递”活动招来的务工青年,有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也有“青年专家顾问团”。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像是一名导游,时常组织年轻人到这里参观。亲眼见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变成了主人,他说,他们看到了“滨海机遇”。他用诗意的语言鼓励年轻人扎根滨海新区:“青春是短暂的,但把美好的青春融入到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青春又是永恒的。”
产业结构“三高”,应对风险能力增强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一位丹麦人,不过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姚恩”。
当初在丹麦,姚恩并没听说过“滨海新区”。公司来此投资,主要看中的是临近海港、空港和高速公路的物流优势。“2005年,我们预计只建一个工厂,而且只有一条生产线,投资3000万美元。”
但实际投资已达3.63亿美元,是预计的12倍还多。这家丹麦独资企业日前追加了9000万美元的投资,这是它4年前设厂以来的第5次增资。
维斯塔斯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在津建有5家工厂,能够生产所有的风机主要部件,招募本土员工已达1500人左右。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姚恩:“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都在收缩投资,你们为什么还要扩大?”他回答:“我们也感觉到了金融危机,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好。风机市场的需求还是在增加的。”
姚恩说:“我们跟地方政府的合作很好,对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非常满意,总体来说比较乐观。”“当我们寻找新的项目和土地时,政府总是反应很快。我们一开始只买了一块地,后来扩建又要买地,政府从各种许可证、各种流程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他举例说,由于维斯塔斯风机体积庞大,遇到弯路就会增加运输困难。而地方官员在做基建规划时曾专程到公司征求意见,考虑到这方面的需求,修路尽量避免了较小的弯路,让维斯塔斯的产品从工厂运到港口,没有任何障碍。
维斯塔斯还牵线搭桥,介绍了自己的4家外国供应商来津投资。姚恩说:“我们劝说他们到中国投资,也鼓励新区同样给他们优惠政策。这是双赢的选择。”
在此之后,维斯塔斯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也纷至沓来,使滨海新区形成了风电设备制造产业群。
苟利军说:“天津市委市政府确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产业结构,是我们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我们下大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造船及装备制造、现代冶金、石油化工、金融物流、服务外包等优势产业正在迅速崛起,抵御外部危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相比其他一些地区,滨海新区受到的震动相对小一些。”
摩托罗拉手机、康师傅方便面、王朝葡萄酒是早期“天津制造”的代表。团滨海新区工委书记黄东告诉记者,外界一度戏称,天津的招牌是“一只鸡(机)、一碗面和一瓶酒”。如今,许多现代制造业的新项目渐渐令人耳熟能详。
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公司在滨海新区设立了欧洲以外唯一的大飞机总装厂,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此外还有三星电子、丰田汽车、葛兰素史克制药、新一代运载火箭、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百万亿次计算机、直升机……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认为,2008年开通半小时通达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对中央企业在滨海新区的投资具有拉动作用。“中央大企业的办公室在北京,半小时到天津,因为临近港口可以建工厂、物流中心,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的旁边办了一个企业。”
黄兴国还说:“深圳特区的开发抓住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机遇,浦东新区的开发赶上了世界经济普遍好的发展态势,滨海新区的开发碰到了国际金融危机,那么我们要逆势而上,要有信心、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要做到‘四个率先’:率先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率先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敢于向投资者说“不”
滨海新区同时又是一个敢于向投资者说“不”的工业区。为了节约用水,集约用地,降低能耗,当地政府拒绝了许多高污染企业、低技术含量的企业,或是与产业规划不相符合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7%。滨海新区已经告别了“打鸟”式的招商引资路子,告别了见到外商眼就发亮的年代。
当前,这里500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有360多个,总投资7000亿元,将在两到三年内全部建成。“我们不仅把项目作为增强实力的环节,也把项目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的手段。建设一个项目,就形成一个产业。”滨海新区工委办公室副主任邓光华说。
尽管拥有令人羡慕的广阔土地,滨海新区仍然强调“用好每一寸土地”。政府对规划格外重视,天津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滨海新区分局局长霍兵说,经过海内外设计团队的合作,2270平方公里土地业已实现了“规划全覆盖”。
、考察热、招商热、论坛热,这反映了全国乃至世界对滨海新区的关注,而滨海新区也在此过程中理清了很多思路,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不仅一些有形的项目陆续落地,投资基金和产权交易中心等无形的改革举措也在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区域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位经济学家调研发现,天津的一些产业正在向周边地区转移,与北京之间的高新技术产业链条也日益清晰,要素和资源在这一区域的流动正在加强。
但周立群教授参加一些民营企业研讨会时,常听企业家们询问:“滨海新区的机会在哪儿,我们怎么没看到商机?”他对记者指出:“滨海新区中小企业积聚的格局还没形成,氛围还没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改变传统的靠抓大项目的思路来抓工业。要启动民间活力,孕育民间创造力。”
苟利军也坦率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滨海新区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经济总量较小,二是产业布局不够合理,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欠债较多,四是城市管理、现代服务业差距较大,服务业产值不到经济总量的三成。
徐连萍是滨海新区渴望的服务业创业者中的一员。这位碧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切身体会到,“滨海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气候还不够”。她1992年起在这里打工,后来自己创业,很多人为她的个人奋斗故事所感染。
“我还是对这里有信心”,徐连萍告诉记者,“国家给了这么高的定位,只要理念不断更新,就没有问题”。
海河岸边,今年开放的天津规划展览馆,仿佛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收藏了这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为记者解说滨海新区的发展规划时,天津市规划局局长尹海林看上去充满信心、挥洒自如。海河这条母亲河,就在展馆内声、光、电的转换中,跳跃着向天津的东部——滨海新区流去。很多人相信,那里就是“中国信心”的下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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